革命战争时期,彭总是人民军队的高级统帅之一,在土地革命、抗日、解放三个时期,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。
抗美援朝时,彭总勇担重任,临危受命,为国出征,指挥志愿军战士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军”,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。
和平年代,彭总整军经武,筹边安邦,在中国军事史上树起了不朽的丰碑。1959年庐山会议前,彭总率领代表团出席东欧各国。回国后,彭总听取了黄克诚有关于“大跃进”的相关内容,对此事非常忧虑,再加上出国后身体劳累,需要休息,让秘书替他请个假。
当时,郑文翰是彭总身边的秘书,他按照要求,向中央办公厅请假,结果被拒绝了。得知彭总要请假,毛主席特意给他打电话,明确说必须要来开会。最终,在黄克诚的规劝下,彭总也参加了庐山会议,并且在那场大会上,写下了“万言书”,让他身陷囫囵。
彭总受到错误批判后,留在北京的秘书郑文翰也被叫上庐山,由他为彭总起草检讨书。在彭总的授意下,郑文翰为他起草修改了多份检讨。
展开剩余76%为彭总写检讨的时候,郑文翰很难过,他知道许多事情都冤枉了彭总,可当时的局势对彭总并不友好,再难,再有委屈也得写好。
没多久,彭总就被解除了国防部部长一职,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由组织重新安排工作。当时不少人得知彭总身处漩涡后,都默默离开了,唯独郑文翰等少数人默默陪伴着他。
当郑文翰接到组织给他安排的新职位时,他不得不告别彭总,临走时,一向以硬汉示人的彭总也伤感了起来,向郑文翰等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。
就这样,彭总还是想送一送曾经的下属们,亲自把他们送到办公室门外,挥了一挥手,扭头前说了一句:再见了,同志们,以后你们就不要再来了。
彭总的话真是用心良苦,即便在自身情况非常不好的情况下,还是设身处地为下属们着想。因为当时彭总已经被解除职务了,受到了错误批评,他不希望连累像郑文翰这样的优秀年轻人,耽误他们的大好前程。
自从那一别之后,郑文翰被调到了其他部门工作,没有机会再与彭总见面的机会了,这算是二人的永别。
郑文翰是河南洛阳人,1920年出生,从小就有一颗爱国之心,18岁那年来到延安参加革命,在八路军359旅效力。
郑文翰思想上进步很快,又有文化,得到了组织的重用,在359旅担任营指导员期间,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。
解放战争时期,郑文翰随军来到东北,相继担任过营指导员、团政治处主任、团政治委员等职务,是一名团级干部,参加了东北战场上许多著名的战役。
抗美援朝战争期间,郑文翰出任师政治部副主任一职,参加了停战的谈判工作,期间,维护了我军的尊严,与敌人在谈判桌上斗智斗勇。
彭总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,出任国防部部长一职后,身边缺乏秘书,组织上经过层层筛选考察,选中了郑文翰这样一位党性和工作能力突出的人,由他出任国防部长办公室秘书一职。从那以后,郑文翰与彭总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,直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被迫离开。
好在郑文翰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,组织还是很信任他的,不久就出任了萧华办公室的副主任,成为军委副秘书长萧华的好帮手。
从后期来看,郑文翰的发展还是很不错的,1985年11月他以65岁的高龄出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一职。在任职期间,郑文翰不辞辛劳,积极探索军事科研的新路子,为繁荣和发展军事理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1988年以前,郑文翰的军衔是上校,到了1988年授衔,他的军衔升为中将,连升了好几级,可见他的劳苦功高。
晚年,郑文翰谈到彭总时说道:彭老总的面相很严肃,实际上,他的心是炽热的,可以说是铁面慈心。他没有子女,但抚养和帮助了很多烈士的子女。
值得一提的是,郑文翰不仅党性高,对党忠诚,而且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。年轻的时候,父母为郑文翰定了娃娃亲,郑文翰参加革命有所成就后,依旧记得这门亲事,放着这么多漂亮的女学生不找,专门登报寻人。
好在有情人终成眷属,未婚妻看到了郑文翰登报的消息,二人终于团聚在一起,过上了美好的夫妻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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